□张晶晶本报记者丁明豪/文
和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社会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关注，更多是限定在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范围内。而对于像唐骏那样在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中拿到高薪的职业经理人，人们并无反感，反而普遍持赞赏的态度，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职业经理人时代到来的标志。
近日，曾因6000万元天价年薪遭到质疑的平安掌门马明哲首次对外回应，称平安的薪酬制度合法合规，而他自己的贡献和表现也对得起这份薪酬。马明哲表示，“作为职业经理人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董事会根据我的表现给我薪酬。我不是完全为了收入从事这份工作，20年来我把平安带入世界500强，是我最大的荣耀。我不会像王永庆那么伟大，不领薪酬，因为我不是老板。”
颇有意味的是，此前不久，纽约证交所前主席格拉索打赢了历时4年薪酬官司，他终于可以拿到那份曾被广泛质疑的天价年薪。
一场关于职业经理人薪酬的战争已经席卷全球。
“反面典型”格拉索
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超过6000万元的年薪，被誉为职业经理人标杆的唐骏高达10亿元的“转会费”，伴随着中国职业经理人收入纪录的一再刷新，国内对职业经理人高薪的争论也愈演愈烈。
然而，最激烈的薪酬战争实际上却发生在市场机制最为完善的美国。纽约证交所前主席格拉索不但因为他的天价年薪被迫辞职，甚至曾被要求把他“吃到嘴里的肉”吐出来。
格拉索在任期间创造了多项纪录：纽约证券交易所２８００多家上市公司中有近一半在此期间上市、在“９·１１事件”之后领导交易所在４个交易日之后重开等等。正是在“格拉索时代”，纽约交易所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股指上升和市值扩张。按照格拉索在２００３年８月间所获得的新合同，格拉索将从交易所获得有史以来最惊人的巨额报酬：到２００７年退休之际，他将获得１．８８亿美元左右的收入，这还不包括未来４年每年１４０万美元的工资和最低１００万美元的奖金；而且按其聘用合同的规定，格拉索所得报酬的８％是旱涝保收，没有任何风险，与格拉索的工作业绩并不挂钩。
格拉索的巨额报酬被曝光后，引起了巨大的风波，２００３年９月１７日，格拉索被迫离职，他同时被要求退还已收取的１．３９亿美元薪酬中的大部分。出色的业绩让许多人为格拉索的下台鸣不平。《纽约时报》对此事的报道所引用的评论中有这样的说法：“不是因为干得不好而是因为拿得太多而被赶下台的，他是第一个。”
2006年１０月１９日，美国纽约州最高法院判处理查德·A·格拉索归还他领取到的１亿美元左右的巨额薪酬。之所以让格拉索退还其到手薪酬的理由是纽约证交所的薪酬决定机制和方式有问题。时任美国纽约州司法部长的埃利奥特·斯皮策说，２００３年纽约证交所工资与福利委员会是在受到误导的情况下做出支付其巨额薪酬决定的。于２００３年２月接任美国证监会主席的唐纳森说：“在我看来，同意格拉索的薪酬合同，表明纽约交易所现行的治理结构存在很多问题。”
然而，随着斯皮策不久前因身陷召妓丑闻黯然辞职，华尔街昔日两个明星级人物之间的决斗形势发生了逆转。今年7月初，纽约上诉法院裁定，斯皮策总共对格拉索提出的6项指控中涉及高薪的4项因为属于越权操作而被驳回，原因是斯皮策无法证明格拉索本人事先已经知道所得薪水非法或者欺诈纽交所资产等。而其余两项指控即非法转移纽约证券交易资产罪和玩忽职守罪，目前正在下级法院审理。就在上诉法院的裁定结果公布后，格拉索通过律师第一时间发表了对判决结果满意的声明。
美国总统亲自上阵
尽管格拉索是个极端的例子，但出乎我们想象的是，在一些欧美国家有许多政要都参与到这场经理人的薪酬战争中来。连美国总统都亲自上阵，到华尔街发表演讲，对企业高管薪水过高发出警告。布什表示，公司董事会“要注意”高薪必须和良好的业绩挂钩。因在法国经济未见起色之时，法国上市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收入大幅度增加，法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因而把上市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无功受禄”之举称作“丑闻”，而欧元集团主席、卢森堡首相兼国务与财政大臣让—克洛德·容克则斥之为“社会灾祸”。
其实，关于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战争由来已久。
美国国会在1993年通过法案，规定企业高管年薪不得超过100万美元，结果催生了大量工资外收入———即股票期权。2000年股市达到顶峰也把这些CEO的收入推上新的高峰。
与格拉索相比，许多企业的高管都深谙“韬晦”的要义，象征性地领取“１美元”的年薪，甚至是零工资成为一种时尚。但事实上，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在发财的道路上一路狂飙。因为他们手上还有一根非常特别的“金手指”———股票期权。以思科公司总裁钱伯斯为例，尽管其在２００３年只象征性地领取了１美元的工资，但他被授予的股票期权的价值却高达８５７０万美元。人们注意到，格拉索的替代者———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临时掌门人里德，也从格拉索身上吸取教训，只拿１美元的工资。
美国现任政府对公司首席执行官薪水过高问题的关注堪称10年来之最。但许多人认为通过立法限制美国最有权势的一部分人的收入可能不太容易。据美联社报道，就在美国遭遇次贷危机、经济增速大幅放缓背景下，2007年美国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CEO）薪酬却不降反升。美联社调查显示，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企业CEO去年的中间薪酬水平为840万美元，比前年增加了28万美元。这意味着这些企业掌门中有一半人的年收入超过840万美元。其中通用汽车去年亏损达创纪录的387亿美元，但公司CEO瓦格纳去年的收入却增加了64%，达1570万美元；而在美林公司遭次级抵押住房贷款危机重创后上任的首席执行官塞恩尽管进入新角色不久，但去年还是收入8390万美元，包括美林董事会为吸引他签约“转岗”而提供的现金分红，最终在410家标准普尔500指数成分股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中排名第一。
中国现象
近日，中共中央纪委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根据《解释》，国企老总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
而在此前已有消息人士透露，为加强央企收入分配管理，国务院国资委将启动企业工资总额预算管理改革事宜。
和欧美国家不同，中国社会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关注，更多是限定在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的范围内。而对于像唐骏那样在外资企业和私人企业中拿到高薪的职业经理人，人们并无反感，反而普遍持赞赏的态度，甚至被认为是中国职业经理人时代到来的标志。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国企高管任命的非市场化和人才流动的市场化之间的矛盾。而且国有企业高管自定薪酬的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很好解决。
“高管们都倾向给自己定一个高薪，只要此议案能在股东大会上通过，外界并没有力量进行干预，所以导致金融、银行业高管薪酬水涨船高。”银监会相关负责人说。
对此，铁道部科学研究院电子所所长史天运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国家相关部委的监管力度是否到位是关键。对于企业高管的薪金，特别是股份制企业高管的薪资，监管部门有没有设置上限，有没有建立封顶制度或者说有没有确立贡献对位原则以及对企业回报制度合理规范的监管，这我们无从查起。但是我想国家在鼓励高管带领企业良好发展的基础上，设立完善的薪资监管制度是决策层应该更多考虑的事情。”
事实上，不仅是在国有企业和垄断行业，从更大范围来看，我们企业高管薪酬和激励机制的设计和运行还都处于“初级阶段”。
经过数十年市场经济模式的运作，我国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在致力于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和完善。从这个层面上讲，大部分企业完成了治理结构的“第一重修炼”，即完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传统“一言堂”的体系中剥离出来，有了各自的利益代表———股东和经营层。
但是，中国企业治理结构建设的下一个阶段，关键是所有权人对经营者的有效激励和约束，这是目前中国治理结构中最薄弱、注意力渗透最少的环节，也是中国治理结构优化与完善的“第二重修炼”。据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华夏基石管理咨询集团董事长彭剑峰评估，与成熟资本市场治理结构要求相比较，中国只有10%的上市公司建立了有效的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
而高管激励机制的缺乏，其根本是缺乏高管激励的标准。
“面对高价薪酬的诱惑，中国的职业经理人正在遭遇一个新的管理和价值观意义上门槛的腾跳，如何对职业经理人价值进行合理估算似乎是每一个人力资源经理亟待考虑和解决的问题。”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学院副教授徐艳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职业经理人已经成为企业竞争战略资源。如何以较低的人才成本，在全球性的人才争夺战中获胜，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职业经理人的薪酬战争，应该促使我们对经理人价值认识的升级，而不应当是一种企业和经理人之间的内耗。
